日本福島發生核災，存在核輻射的不確定因素，引起各國政府的恐慌，可能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未來核能發電的政策；也讓國人與負責核安原能會，開始省思與體檢我核安管制機制。筆者針對該議題曾進行專案研究，發現目前核能安全管制存在以下五個困境。
一、原能會存在定位困境：目前原能會主要被定位為技術機關，核能發電固然有其科學專業性與複雜性，所以主要人力資源係以核子工程為主體。但核能安全機制則涵蓋人文與社會因素，所以在政策形成與設計過程，應有更多非科學技術的考量。也可能因為原能會的科技屬性定位，因此出現「複合性災害，不在原能會管制範圍之列」的說法。再者，因為台灣核能科技需要的人才不多，國內核能相關科系不多；或者，核能科技人才自成小型的（封閉）社會，管制機關（原能會）與被管制機關（核能廠）於是學術近親的微妙關係。
二、原能會存在管制困境：由於台電（核電廠）係國營企業，屬經濟部管轄範圍，原能會和核電廠並非一條鞭制的官僚體系設計（雖然一條鞭的組織設計也可能出現官官相護的情形）。重點在於，原能會對於核電廠，並無預算掌控權，也無人事任命權。核電廠對於來自原能會的管制（命令）自然不會非常重視，不久前台電就擅改核四廠工程設計，而且已是第二次犯下類似錯誤。所以，將原能會稱為無牙的老虎並不為過。再者，原能會在政府組織改造之後，將被「降級」為科技部下的原能署，讓人擔心其管制功能可能進一步弱化。
三、地方政府無核能安全管制之對口單位：原能會是部會層級，但組織設計不像民政、警政、政風或消防，擁有相關的對口單位，影響核能安全管制政策的執行能力。換言之，我地方政府未設相對應的核能管制部門或（對口）單位，使得原能會核能安全管制政策執行出現盲點。加上核能能廠多設於偏遠地方，可以說地方政府根本沒有核安管制能力，甚至也不認為他們有管制責任。
四、核災與災害應變機制運作脫勾：核災或核安管制有其專業性，但因核能安全涉及地方政府轄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一旦發生核災，應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應作適當動員。然實際並非如此，例如，當此次中央啟動「核能」災害應變機制，我們2個核電廠所在的新北市與屏東縣政府，都還老神在在，不認為他們和災害應變有關。筆者曾觀察原能會與核電廠主辦的「核安演習」，也發現地方政府首長的參與核安演習的熱度不足。而這又和下個議題有關。
五、核安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不足：要發揮監督或管制效果，應建立核安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。而所謂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的重點在於，讓地方政府與社區民眾擔負更多核安地方治理與監督的責任。然而，目前台灣核電廠並無相關的地方治理機制。基本上，市縣政府不認為他們有「就近監督或治理」的責任。甚至演變到目前的機制「地方政府只知道向核電廠要錢，核電廠（台電）則只知道給錢」。至於核安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，則非地方政府關切的重點。
日本核災之後，讓大家對核電產生極大安全疑慮，而若政府在前述核能安全管制困境進行補強，加深民眾的信任。或許，以目前台灣能源使用或發展策略，核能發電仍為重要選項。或就短期發展而言，我們不見得會立即全面停止核能發電，在此前提下，前述五項的核能安全機制困境，就顯得非常重要，值得大家一起關心。
※本文轉載自「中時電子報」
